“平度事件”進一步發酵，隱藏在事件背后的土地利益糾葛也逐漸浮出水面。相關資料顯示，“平度事件”所涉土地成交價為1.0315億元，而在這價值1億多元的土地“蛋糕”中，村民和村集體只能分得其中的四分之一。即便如此，村民仍不能足額領取，目前只獲得總計800余萬元的補償費用，而這竟是以失去17年的土地承包權為代價。
　　《土地法》第十條規定：“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，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、管理。”。既然有此規定，“平度事件”中土地最大獲益者為何不是村集體和農民呢?“平度事件”中七千多萬元的土地收益去了哪里?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，難道僅以一次性且微薄的補償就能夠輕松了之?
　　這些問題的核心焦點直指農村土地流轉方略及相關配套政策，這不僅是擺在決策層面前的一道難題，也是緩和當前社會矛盾的一道屏障。此難題不破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將受到極大地阻礙;此屏障不除，美麗中國夢的實現將變得渺茫。
　　那么，農村土地流轉應如何進行?筆者以為，應遵循兩大原則：
　　一、應遵循主體明確，權利義務分明的原則
　　一直以來，農村土地流轉都是縣鄉(鎮)國土部門依據政府規劃進行操作的，其操作流程通常是國土部門與村委會簽訂土地征用協議，村委會將此事告知村民并簽訂相關協議。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，國土部門以超低的價格從村委會及村民處獲取土地，然后以極高的價格賣給用地商家。由此看來，農村土地流轉的主體變成了國土部門，而最大受益者則是政府。
　　很顯然，這樣的土地流轉與現行法律相關規定嚴重背離。筆者以為，農村土地流轉應遵循主體明確，權利義務分明的原則。既然相關法律規定農村土地依法歸村農民集體所有，那么，農村土地流轉的主體就應該是村委會，村委會所代表的全體村民應承擔土地流轉過程中相關權利義務，應該享有土地流轉與否、土地流轉用途、土地經營商家的選擇等決定權，應該享有土地的定價權及議價權，在做好土地流轉期間相關配合工作的同時享有土地收益。而上級政府及國土部門，在土地流轉過程中，做好相關服務并收取法律規定的稅費即可。
　　二、應遵循為農民進行長遠規劃的原則
　　在過往的土地流轉過程中，農民土地動遷后往往只能獲取住房及貨幣補償，失地農民往往意味著失去生活來源，很多農民在短時間內揮霍掉土地補償款，從而陷入貧困的生活境地。
　　鑒于此，筆者以為，在制定農村土地流轉規劃時，一定要為農民進行長遠周密的規劃。比如，在征用農民土地進行規?；r業生產或工商業開發時，可在給予一定量的現金補償的基礎上，再根據原承包地的數量及質量給予相關企業或項目一定份額的股份，吸收農民為相關企業或項目的產業工人。這樣，農民不僅能夠獲取務工收入，還能享受長期分紅。具體參股方式，視項目具體情況而定，既可以村委會集中占股再向村民分配，也可以村民直接參股。

來自：中國建筑新聞網